如何看待日本对华投资减少对印投资大增

上周五（4月16日），日本松下电器宣布在印度投资1.6亿美元建设一家空调生产厂，并计划在未来的三个财年内在印度投资总共300亿日元。

松下电器只是日本大规模投资印度的一个案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年中，日本对印度投资就增长了4.3倍，并一举超过对中国的投资。在2006年、2007年，日本对印度投资分别增长了15.9%和27.1%。但与此同时，日本减少了对中国的投资，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下降29.6%和22%。2008年中国统计日本对华投资微增1.7%（日本财务省统计2008年对华投资下降3.7%），2009年上半年下降6.1%，下半年恢复性增长。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最为主要的海外投资来源国。近几年来，日本减少对华投资，同时大幅增加对印度的投资。这是一个怎样的格局？这是日本企业的主动行为，还是另有意图？而中国应该如何看待日本和印度的全面合作呢？

是市场行为吗？

日本对华投资的减少和撤出，是成本上升等导致的市场行为，还是日本产业界进行的主动调整？

似乎这两个观点都能寻找到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张季风对《第一财经日报》指出，近几年中国的投资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包括劳动力价格提高、所得税两税合一等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资本自然就会流到利润率更高的地方去。

分析历史数据，张季风进一步指出，日本对华投资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性，现在的投资减少可以看作是一种正常的经济波动。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企业前来中国投资，到1986年左右达到高峰，然后逐渐下降。1990年，投资额度又开始上升，在1992年达到另一个高峰。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以西部大开发为背景，日本对华投资在2005年达到第三个高峰。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投资基本上是10年一个周期。

“2008年日本对华投资额度又有所增加，2009年同比增长约为4%（估计数），是不是到2015年前后又会达到下一个高峰？”张季风表示，此外，投资市场潜力巨大的印度，本身也符合日本的经济利益。这种分散投资的策略是一种很正常的投资现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对记者指出，日本对中国投资减少的原因在于其投资方式和目标的转变。过去其以直接投资为主，现在则以股权并购为主；过去以出口为目标，现在则以中国市场为目标。其更多利用中国本地资金、厂房、市场的投资方式，使得日本的投资额度在总量上有所减少。

2005年以后，中国企业相对成熟，一些大型国企、民企的竞争力得到提升。此时日本的投资方式发生改变。原来直接投资，建厂房、转移技术，现在则是购买股权、并购；原来生产的产品直接出口，现在则是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不再追求技术上的国际标准。

是战略转移？

多位观察人士还从非经济因素谈及了日本对印度加大投资的原因。

刘军红指出，日本的投资方式本身就有波浪式的特点，它的投资策略是尽量不给自己培养竞争对手，因而不断转移投资重点。从亚洲“四小龙”到东盟、中国、越南以及印度，日本一直沿用这套梯度投资策略。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投资韩国的钢铁、造船业，由于投资过猛，结果给自己培养了竞争对手，对日本自身产业造成威胁。之后日本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基本都采取一种波浪式的投资策略，在东道国成为竞争对手之前，就开始转移投资重点。”刘军红认为，日本对华投资的撤出和减少，本身包含了中日经济竞争过程中的主动撤退意图。

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日本国内曾经出现过“日本沉没”的看法。日本朝野皆有危机意识，试图遏制中国发展。因此，2006年底，日本抛出“价值观外交”与“自由繁荣之弧”的设想，刘军红认为，这些设想的实质，即是想借助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从全球范围内影响并牵制中国。现在中国市场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周边国家。日本从其自身的战略出发，必然要分化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例如分散投资、去周边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东西走廊等，都有其战略因素的考虑在其中。日本对中国很多周边国家的大规模投资，甚至被外界形象地称之为对中国的“Ｃ形包围”。印度则是“C形包围”中的重要一环。

此外，刘军红还认为，日本大规模投资印度，也是一种规避风险的行为。2007年，日本国内有人提出海外的投资策略——“china plus one”，即不放弃对中国投资的同时，多布置若干投资地点，这样有利于企业避免多种风险。

在安全战略方面，日本投资印度有保证其本国战略通道安全的考虑。二战以来，日本降低战略通道风险的意识很强，日本一直在周边地区布局，有着非常长远的战略考虑。例如，中东—马六甲—日本，在这条海上战略通道上，印度处于一个关键位置。日本还要构建陆上通道，而陆上通道的关键点还是在印度。

日印全面合作

不仅仅是经济。

2005年，日本、印度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每年会晤一次。外界的感觉是，两国关系每年都在上台阶。2008年，两国发布了《日印安全合作联合宣言》，2009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访问印度，正式商讨落实该宣言。

在日本、印度国内，战略学家们认为，从地缘和历史上看，印度和日本没有利益冲突，而就战略上讲，二者都必须应对中国的崛起。因此，其认为，在构建未来的亚洲秩序中，日印应该联手应对中国。

2009年底鸠山由纪夫对印度进行访问，鸠山与印度总理辛格在安全合作问题上达成的协议，包括日本与印度将就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增加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两国安全顾问定期磋商、构建一个两国外交和国防部门高官对话新框架等。此外，还有两国开展海上安全对话，加强在民用核能领域的合作等。

张季风认为，日本现在是经济大国，其目标是成为政治大国。上次拉上印度、巴西争取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虽然没能进得去，但深化了其双方间的政治合作。

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对记者指出，印度目前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印度本地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还较落后，很多跨国公司都认为印度是全球最后一块有待开发的市场，但由于没有眼前利益，欧美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就很困难。而日本在亚洲的战略布局是长期性、战略性的，并不在乎眼前利益，而是对于未来几十年的长远思考。

中国怎样看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室李莉博士对记者强调，日本、印度二者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国，没有必要把日印关系和中印关系对立起来看。日印目前的合作还看不出有实质性威胁中国利益的地方，只要日印合作不针对中国，中国应该放松心态，不必过分紧张。

李莉还认为，日印部分战略学家并没有看到中印之间的共同利益。中、印作为经济后起之秀，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未来的合作机会还有很多。例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改造国际金融秩序等，都有很多合作的空间。2005年温总理访问印度的时候，中印之间已经达成共识：亚洲有足够的空间供中国、印度同时崛起。

其实，印度人自身就有一种说法，“印日关系多次启动但从未起飞”。因而李莉认为，中国对中印关系应该更有信心，数据表明中印经贸额或中日经贸额都要大于印日经贸额。2008年中印经贸额为517亿美元，中日贸易额为2668亿美元，而同时日印经贸额才120亿美元，2010年也才计划达到200亿美元。

企业投资为何体现日本政府意图

另一个问题是，近几年来日本对华投资减弱、对印投资加快增长，这是完全由企业决策的市场行为，但这背后为何又呈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呢？怎样理解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机制？

刘军红对记者指出，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打拼了几十年，对全球经济、政治、安全方面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很多投资的布局都非常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因此，日本企业的投资战略与政府的国家战略往往是密切配合的，这已经是日本在二战后一直保持的传统。

“日本政府和企业的捆绑关系远比中国要紧密，日本企业的每一步投资都有日本财团在支持，而日本财团背后就是政府。因此，企业考虑的问题，不一定是以市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刘军红说。

什么是日本的财团机制？白益民强调，“财团”是由综合商社、主办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以及众多不同领域分工的制造业企业聚拢而形成的“商帮”。这些“商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企业集团成员之间相互持股，其相互关系呈环状，进而形成以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和制造企业“三位一体的经济航母”。

刘军红指出，在这种“经济航母”的庇护下，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链条非常完整，因为涉及行业情报、金融支持、物流支持、技术支持等。

在刘军红和白益民看来，中国还缺少这样一种机制，虽然有国有企业或央企在做海外投资，但其他方面上的支持并不足够，国内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承担周边地区投资风险的基金，因此借鉴日本的运作机制有利于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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